根據心理學研究，二戰期間出生的德國人中有三成受到創傷——因為失去家園、分離、轟炸、飢荒、逃難以及親人死亡。 引用自安妮-艾夫·尤斯托夫的開創性著作 我們這一代的戰爭孩子們（2008）中的這段引述，開啟了心理學課程S4的情景朗讀。然而，所謂的創傷究竟是什麼，以及該如何去應對？為什麼創傷經驗也會傳遞到下一代？ 這些問題成為了本課程的一個典型案例，透過對「漢堡火海風暴」的研究與討論，這場災難在2023年迎來第80週年。1943年7月的殘酷轟炸，使漢堡東部大半區域化為平地；但若要理解此事，不能不把二戰中空戰的整個背景放在考量之中。就此議題的標準著作中，英國歷史學家理查德·歐依里（Richard Overy）描繪了一個對納粹德國的攻擊戰及其在英國、波蘭與荷蘭等被攻擊國家的反應的極為細緻的畫像。喬納斯與賈斯汀把這個主題納入討論。其展示的核心，是紀錄片《London can take it》，該片展現了自1940年9月起五週夜襲結束後，民眾的反應。強調的是群體意識、冷靜，以及在面對毀壞時所找到的務實解決方式。 然而，在所有受影響的國家，平民的處境都極其相似：戰爭與夜間警報成了日常。Chinasa 說明了避難所裝備該有的內容，以及漢堡至今仍可見的各類碉堡。引發極大關注的是在紀念碑聖尼古拉教堂展出的棋盤遊戲《Luftschutz tut Not》，透過遊戲的方式讓孩子們從小就了解在警報響起時前往避難地下室應注意的事項。 猶太見證人 Marione Ingram 在其自傳《 Kriegskind. Eine jüdische Kindheit in Hamburg》（2016）中的動人敘述，由 Betty 與 Tabea 朗讀。由於她們與母親皆為猶太女性，無法進入避難地下室，因此她們在伊爾貝克的公寓內直接目睹炸彈襲擊，之後在街道上無人照顧地徘徊。諷刺的是，事後她們被宣布死亡，因此先前的驅逐令也未被執行。 另一位在漢堡火海風暴中具影響力的見證人，是直言不諱的民謠歌手沃爾夫·比爾曼。於歌曲《Die Elbe bei Hamburg》中，他把童年在 Hammerbrook 所見的可怖場景寫進歌詞與旋律。Milena 深入分析了比爾曼如何透過文字與音樂將創傷具象化。歌句「Genau auf Sechseinhalb blieb meine Lebensuhr da stehn」在此成為象徵，代表一個孩子在火海中幾乎無法倖存時的生命停滯。 在更仔細地凝視漢堡市容時，破壞的痕跡至今仍清晰可見，Susanne 與 Clara 曾經描述過：文明古典建築與平凡的磚造建物並列，戰後雖在瓦礫中重建或在爆炸口處新建的案例亦相當普遍。這一現象同樣出現在當年被納粹德國攻擊的其他城市。作為無謂破壞的象徵，以及日後和解政策的象徵，英國城市考文垂於1940年亦被夷為平地。 漢堡歷史的一個特色，是在英國佔領下，戰後日常相對較快地恢復常態，並立即建立一個民主的新聞與廣播體系，正如諾埃爾·高德在他那首諷刺歌《Don’t let’s be beastly to the Germans》於1943年所預示的。 從心理學角度而言，Malena 闡述了城市的記憶文化。雖然漢堡自始就有儀式性的紀念活動與廣播電視節目，但從現今觀點來看，從前較為虛浮、以保持情感距離為主的「回憶」，在二十年後才逐步走向深層心理學層面的探討。以1963年的一段影片片段為例，證人語言表述與非語言的防禦機制之間的矛盾，被 Malena 診斷為「無法哀悼的能力」——這是一個由亞歷山大與瑪格麗特·米奇列夫里克於1967年提出的時代表語。 朗讀的內容被時間見證者的動人敘述所環繞，同時也回顧他們的子女與孫子。除此之外，還有兩段療癒對話的片段，是由 Henrik 為我們整理完成。依據長期的漢堡研究計畫「漢堡火海風暴的回憶工作」的訪談，對許多受訪者而言，這是他們首次在較大範圍且在專業協助下敘說創傷經歷。記憶被深埋，但同時也存在著強烈的閃回風險，因此所有對話皆有心理治療陪同。當被問及長年以來支撐他們面對痛苦回憶的力量時，受訪者 Marie W.（由 […]